98年，朱总理公开点名“刘积斌跟我吵架”，刘积斌后来怎么样了？
朱镕基总理向来说一不二，办起事来雷厉风行、不容置疑，但有这么一位同志却敢于和朱总理“吵架”，双方是互不相让，争得面红耳赤，后来是其他同志介入劝架，才将两人分开，这位“大胆”的同志叫刘积斌，时任财政部高干。刘积斌是山东人，青年时就读于名校北航，毕业后被分配到某机械厂工作，期间因为表现积极屡次获得提拔，至80年代，他已经成为工厂高管，职级为正处。1985年，他被调到航工部锻炼，3年后进入财政部任职，主管证券与金融。当时新中国的国债刚刚恢复发行，党中央每个季度都会给各省摊派一定数量的债券，富裕的省份一般会多拿一些，发展欠佳的省份则会少一些。后来，国务院决定推动国债市场化，将国债当做特殊的“商品”售卖，摊派制随即被取消，改为发行机构向银行等金融机构批量销售，然后银行再把债券零售给个人或者其他有资质的集体。1991年，第一届国债承销大会在北京召开，包括5大商行在内的多家中介机构闻风赶来，一举抢购了7成国债，1992年，这个比例上升至9成，1993年更是供不应求。朱总理见状，随即决定将国债的利率与市场行情挂钩，市场好，利率就高，债券持有人的收益也随之上升；市场不景气，利率就相应下降，收益自然也会少一些。朱总理认为，按照西方国家的经验，国债市场化之后，利率总体是会升高一些的，这样更能调动老百姓购买国债的意愿。但刘积斌却坚决表示反对，他直接来到朱总理的办公室，请总理收回成命。总理自然不肯，总理直言如果国债的利率一直比银行低，那买国债还有什么意义？不如直接去银行存定期比较划算。刘积斌说搞市场化利率不一定会升高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可以参考，但不能照搬，英美那些国家玩债券比较早，已经建立了一套完备的监督体系，足以应对一切突发情况。但我们呢？我们的金融制度还有很多的缺点，如果国债的利率太高，就会有人唯利是图，胡来乱来，届时金融秩序将受到严重干扰，国家会蒙受不可估量的损失。其他同志见状，连忙上前来劝架，缓和总理和刘的情绪。后来，两人各退一步，朱总理同意国债利率仍旧由国务院划定，而刘积斌则同意适当放宽利率空间，让总理有更大的裁量权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刘积斌则继续对国债进行改革，他将国债的购售权进一步下放到各银行，老百姓自此不用再去专门的证券中心交易，随时可以去银行的窗口凭票兑付现金，省去了许多麻烦。到了1996年，国债已经基本形成了稳定的体系，由单一品类转变为多品类，大家可根据实际的需要选购，债券交易也不再需要复杂的流程，可随时通过电脑买入或抛售。朱总理将这一切看在眼里，他对刘积斌很是欣赏，刘不仅能力出众，而且敢于说真话、说实话，不搞阿谀奉承，这一点实在难能可贵。不久之后，朱总理将刘调到国防科工委工作，职级为正部。刘上任之后，马上对军工部门进行大改组，整编、合并成立10个军工公司，由国家控股，实行市场化管理。很快，这一举措便取得了成效，军工单位迅速由低迷走向兴盛，成为国家的支柱产业之一，每年给国家带来海量的收益。1998年，朱总理在国务院的一次工作会议上还主动提起了刘积斌，说起了两人当初为了国债吵架的事情。当然总理不是要“秋收算账”，而是借着这件事勉励大家要说真话，有什么情况如实汇报，不要藏着掖着。自己虽然脾气急，但明事理，不会不分青红皂白就挟私报复，政见不同是正常现象，只要肯为人民服务，那就是好样的！上个世纪90年代，中国的改革才刚刚找到点门道，还需循序渐进慢慢前进，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，千万不能有“一步到位”这种想法，因此刘积斌当时的担忧是完全正确的，毕竟小心驶得万年船。而国债的框架自1996年奠定后就再也没变过，一直延续到了今天，其稳定的特性也引来了无数人的追捧，国债通常一上线就被卖空，是当下最受欢迎的理财产品之一，亦是中国金融最重要的组成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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